昨天是6月6日，我在小巨蛋看「民歌40」。我有一些朋友在6月5日就先看過了：「歌手大都只唱一首或幾首歌，觀眾卻從頭到尾唱了五個小時。」說得真貼切，我就是這樣。
有幾位民歌手已經不在了（例如黃大城、潘安邦），也有幾位民歌手沒出現（例如施孝榮、鄭怡、蔡琴），他們的代表作由別人代唱，雖然也都表現得可圈可點，但畢竟不是我熟悉的原汁原味，因此感覺美中不足。
我其實並不怎麼懷念民歌，也不怎麼懷念民歌手，我只是愛聽原唱者唱他自己的歌，因為這能讓我回味當年聽這些歌、唱這些歌的點點滴滴。尤其是當年正值20出頭，說糊塗卻不糊塗，說懂事卻不懂事，所以只會做一些自以為是的傻事，回想起來還真是笑中帶淚。
「人到了某個年紀，還能品出味道的就只剩下回憶。」我已經可以體會了。
我曾在國父紀念館看過「民歌20」，在youtube看過「民歌30」，未來的「民歌50」、「民歌60」……，我應該也不願意錯過。但可想而知，我熟悉的原汁原味一定會一次比一次少，我必須做好準備去面對這個事實。
徒弟正在廚房裡切蔥花、薑片。每一道菜都會用到蔥花、薑片，用量很大，所以徒弟只要有空就去切，這是師傅交待的例行工作。
徒弟：「師傅啊，這把菜刀可以淘汰了吧？」
師傅：「又怎麼啦？」
徒弟：「這把菜刀實在很難用。」
師傅：「哼！自己切不好，反而怪菜刀。」
昨天是「六四」，1989年、音樂界的朋友曾邀我一起去錄〈歷史的傷口〉大合唱。於是我上youtube、找出這一首歌的MTV，看著看著，腦海中竟然也浮現出台美斷交、野百合、紅衫軍、太陽花的畫面了。算算時間，這些都是我20歲來台北之後的事，難道這些年是在抗爭中走過來的？還真辛苦。
20歲之前，我是在南部的眷村裡度過的。那可真是威權至上的年代。父母的話是聖旨，說關電視就必須關電視；長輩的話也是聖旨，說不准在巷子裡玩球就不准在巷子裡玩球；老師的話更是聖旨，他要考試就考試，差一分打一板，絕對沒得商量，敢有異議就從重量刑。
偏偏我最懷念的就是20歲之前的歲月，功課寫好了、考試過關了就算大功告成，此外沒有什麼事情需要傷腦筋的。據說「魂牽夢繫、但再也回不去的」就叫做鄉愁，20歲之前的歲月是我的鄉愁。
我知道的確有人不愛傷腦筋，所以天天都穿制服上班，進商店只買當日的促銷商品，去電影院只看同事們近日來都在談的電影，選定一位肯教人、會帶人的主管，就心無旁騖的跟著他，即使別人不堪其憂、也不改其樂。
這樣的人通常都沒有聲音，而且看似懦弱，要他去當拋頭顱、灑熱血的英雄，那還真是強人所難。然而在一場腥風血雨之後，清理戰場、重建家園的就一定是他，英雄逞一時之快，他則是耗了一世之功。
現在的運動鞋，品牌多、式樣多、顏色多，還有專門適用單一運動用途的運動鞋，真夠讓人眼花撩亂的。
「運動鞋」不知是從何時開始有的名稱，我們以前都稱之為「球鞋」，本省籍的朋友則稱之為「布鞋」。我在讀小學的時候還沒有球鞋，父親曾經拿回來阿兵哥穿的黑膠鞋，我嫌它醜，寧可赤腳上場都不穿它。
讀國中時，我有了第一雙球鞋，回力牌的，黑面白邊；上了高中，我的球鞋就變成「中國強」的了，全白。高中畢業之後，開始出現藍色、黃色、紅色的球鞋，那是黑豹牌。
接下來又有「白馬」、「將門」等等品牌的球鞋，只是我沒有買過。因為那個時候「愛迪達」出現了，那可是最早進口台灣的國外運動品牌，於是我一雙「黑豹」穿到破了底都不肯換，要省下錢來買「愛迪達」，外國的月亮比較圓嘛。
大二那一年的暑假，我與同學相約去梨山的果園打工，賺了差不多一萬元出頭，下山之後，我立即去買了「愛迪達」球鞋，那種志得意滿的感覺，還真是令我飄飄然。
高中時有一位同學，曾經與我同班一個學期，平時我們並不會玩在一起，我也已經想不起他的名字了，只記得：
我和他曾經在同一天擔任值日生，早自習時，我們要抬全班的便當去蒸飯室，再拎兩大壺開水回來。全班的便當有50多個，裝在一個長方形的竹籮筐裡，很重，必須兩個人抬；盛開水的壺也不小，若是一個人拎兩壺，還頗吃力的。這是「每天安排兩位值日生」的原因。
那一天，我們一人拎一壺開水、剛走出蒸飯室，他說了：「來得時候我計算過，從教室走到蒸飯室大約500步，我建議你先拎兩壺，走250步，然後換我拎兩壺走到教室，這樣會比一人拎一壺走完全程省力。」
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，依我過去的經驗，用單手拎一壺開水走回教室，中途免不了要換手一至兩次，如果採用他的方法，會有一半的路程空手而行。好建議，我同意了。
於是我雙手各拎一壺，開始往教室走，他在一旁幫我計算步數，「這人不錯，不會打混佔我便宜。」我開始欣賞他了。
讀高中的時候，我與三位同學相約，去看一部剛上映的熱門電影。我們決定玩一把「拱豬」，由最輸的人先去電影院，幫大家排隊買票。
牌發完了之後，我可開心了，因為ＡＫＱＪ等大牌幾乎都在我的手上，可以說是穩操勝卷。
我催促他們趕快出牌，這時有一位同學提議：我們改玩「接龍」好不好？另外兩位同學欣然同意，我就只能少數服從多數了。
拿著一堆ＡＫＱＪ玩「接龍」，除了一路挨打之外，還能有什麼好下場？於是我知道，民意永遠是最大的王牌。
這裡有兩個小故事，可能有人已經看過了。
第一個故事是：
下著大雨的晚上，我開著新買的雙人座跑車兜風。經過一個偏僻的公車站時，見到三個人在等車，看樣子是已經等很久了。其中一位是醫生，去年救了我一命，一位是咳得很嚴重的老太太，還有一位是我心儀已久的女同事。
我開的是雙人座跑車，只能載一位，我該載誰呢？該報救命之恩、該同情弱者、還是該追求我的夢中情人呢？
最後我做了一個決定：把車子交給醫生，讓他載老太太去醫院，我留下來陪夢中情人繼續等公車。
為父母者多屬樂觀，孩子才能騎木馬，父母便幻想他將來指揮十萬貔貅時之馬上雄姿；孩子才把一曲抗戰小歌哼得上口，父母便幻想著他將來喉聲一囀彩聲雷動時的光景，孩子偶然撥動算盤，父母便暗中揣想他將來或能掌握財政大權，同時兼營投機買賣；……這種樂觀往往形諸言語、成為炫耀，使旁觀者有說不出的感想。──梁實秋《雅舍小品／孩子》
梁實秋寫「孩子」的時候是抗戰時期，我看《雅舍小品》的時候正在讀國中，相距30年了，仍然有這種樂觀的父母；現在，我國中畢業已經40年了，還是有這種樂觀的父母。
父母疼愛子女，那是天經地義，現在尤其主張「要讓孩子在鼓勵中長大」，我明白其中的道理，想想這一批國家未來的主人翁，他們的前程似錦、責任重大著呢，剛萌生的苗芽、剛形成的花苞，哪能禁得起摧折？我也有孩子，我知道的。
回想我自己，小學一年級曾經得過全班第一名，我捧著獎狀回家炫耀，父親的嘴角可能上揚了一下，母親沒說什麼，只是催促我趕緊去洗澡、做功課。當天晚餐，桌上有我愛吃的菜，那個週日，怹們帶我去了「大新百貨公司」的遊樂場。僅此而已，父母的同事、朋友、親戚鄰居無人知道我得了第一名。
那一張獎狀，父母倒是允許我掛在牆上，但不是在客廳，而是我書桌前的那一面牆，之後只要我的成績掉下來了，父母會叫我到獎狀前面壁思過：「好好看看吧，你不是不行，只是沒用功。」
合唱團即將演出了，團長召集幹部們開會：「年度公演是團裡最重要的事，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把工作做好。」幹部們個個摩拳擦掌、信心滿滿：「團長請放心，我們都已經安排好了，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的。」
這些幹部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，籌備演唱會完全是他們駕輕就熟的事，於是：
佈景組在舞台上搭出了農家風光，有山有水有田有屋，還牽來了兩隻牛。
公關組親自送邀請函給樂界大老、政府官員，市長夫婦也已經答應蒞臨了。
推廣組寄發消息稿給報社、廣播電台、電視公司，CNN、NHK都派轉播車來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