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眷村長輩們來自於大陸的許多省份，他們的說話口音不同、對家鄉的記憶不同、飲食習慣不同、逢年過節的禮俗也不同，聊天時，若是說到這一方面的事，他們往往會因為意見不同而吵起來。
但是他們也有意見相同的時候，聊起領袖、他們都會立正，聊起敵人、他們都會憤慨，聊起戰亂、逃荒，他們都會含淚，會說：「在那個年頭啊，匪是匪、官也是匪，賊是賊、警也是賊，還說什麼四維八德？早都沒了。」
也有一位長輩對我說：「國泰民安的時候，人都像人，但是在那樣的偷搶拐騙環境裡，如果還能活得像人，那才真的是人。」
我是聽這種話長大的，如今我已經活到可以說說這種話的年紀，可是我找不到愛聽這種話的人了，那我就說給自己聽吧：
別人停車時插隊搶位，我排隊；別人購物時挑肥選瘦，我撿他剩下的拿；別人行進間侵略如火，我讓路給他先走；別人試吃時搜刮殆盡，我可以不吃；別人結賬時與收銀員糾纏不清，我若有時間就等，若沒時間，就移到另一個收銀台去排隊……
「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」這句話出自《左傳．宣公二年》。我的父母師長親友不只一次跟我說過它了，他們無非是恨鐵不成鋼，我懂的。
從小到大，每次聽到這一句話，我都只能唯唯諾諾、無言以對；如今即將進入「耳順」之年，不論我做什麼，對世界都不會起作用了，於是我終於可以說說我對這一句話的看法。
首先必須假設我擁有夠大的權力，我就把世上的人分為七種（我不說「分為七等」，是因為我不願意有高下優劣之別），前提定為「有了過錯之後」：
．第一種人會自我警覺──我封他為楷模典範，供人景仰，端正社會風氣。
．第二種人不能自覺，需要別人使一個眼色──我聘請他當我的得力幫手、左右膀臂，他依我的眼色辦事。
1980年代、我初踏入雜誌編輯這一行，先從資料彙整開始做起，主要都是協助做一些寫稿的前置作業、善後歸檔的動作；若表現良好，可以分到一些小東西練練筆，例如下期預告、目錄導言之類。直到主編認可我的文筆了，才能正式分配到報導的題目，披掛上陣。
我的第一個報導題目是「Dachau集中營」，那是納粹德國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，報導刊登在《大地地理雜誌》第18期。我會得到這一個題目，也多虧我是德文系畢業，因為我們能夠找到的資料全都是德文的，全編輯部也只有我學過德文。若非這天賜機緣，我應該還得再多當幾年助理。
那個年代的主編，一個比一個嚴苛，幸好我服兵役時受過非人的操練，大概已經修煉成永不磨損型了，而主編也從不擔心我會知難而退。
在我準備下筆之前，主編特別耳提面命：有兩種報導絕對不准寫！我如果敢寫、又敢交給主編，他會把稿紙揉成一團，砸到我的臉上。
絕對不准寫的第一種報導，是「去過現場的人，不用看也知道報導內容；沒去過現場的人，都看完了也不會明白」，這並不難理解，有它不多，沒它更好，我讀過這樣的報導，它讓我很想掐死作者；我願意被讀者愛死，可不願意被掐死。
我喜歡看人，看人就如同看棋、看畫、看球，很有趣。
在社會上，有一種人像下象棋的，一起手就架起了當頭砲，先聲奪人，接下來的三步之內必定放馬出車，然後火速過河越界、攻城掠地。有一種人像下圍棋的，先穩住一隅，繼而聲東擊西、不動聲色的佈下了天羅地網。有一種人像下跳棋的，有時會為人架橋鋪路，但有時也過河拆橋、斷人去路。
在生活中，有一種人像水墨畫，不輕易加上別的色彩，而且該留白之處必定留白，好整以暇、以逸代勞，絕不會讓自己過得焦頭爛額。有一種人像油畫，所有的空白處都要填滿，而且只要他不想停筆，還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疊，即使要留白，那也是他刻意製造出來的。有一種人像炭筆素描，只見他畫了又抹、抹了又擦、擦了又塗，不到停筆，絕不會知道他到底還要不要再改。有一種人像水彩畫，而且還是「印象派」的，貼近了看，畫面上只有一團迷濛，非要拉開了距離才能明白內容。
在職場上，有一種人像打高爾夫球的，即使是跟著團隊行動，他還是獨力作業，別人幫不了他，他也幫不了別人。有一種人像打棒球的，即使揮棒打出了一支安打，也必須人踏上了壘包才能算數。有一種人像打排球的，球開出來之後，他只須要傳遞給隊友，或是拍向對方，絕不會抓著不放。有一種人像打美式足球的，逮著機會就緊抱著球自己闖關達陣，把其他的人都遠遠甩在後面。
不論是下什麼棋的、畫什麼畫的、打什麼球的，都有他不可取代之處，我也都樂觀其成。我知道什麼時候該找什麼人，這樣就行了。
無意間聽到了一對母女的對話，母親應該有40歲了，女兒還在讀國中，一臉的青春叛逆。
母：真是笨！這也不會，沒吃過豬肉，也該看過豬走路吧。
女：沒看過豬走路又怎麼樣！妳就看過了嗎？
我一聽就笑了，的確，現在是吃過豬肉的多，看過豬走路的絕對不多。
這一句俗諺的意思是「沒有知識、也要有常識」，大概流行在還有佃農的時代，那個時候，阿公都還只是小孩子呢。
在我20歲那一年，父親調任高雄港務局，於是我們搬離了左營眷村，遷到高雄市鹽埕區的港務局員工宿舍。新家的位置相當好，一出門就是繁榮的大馬路，走到百貨公司也只需要10分鐘的路程。
高雄的夏天，太陽就像是火傘罩頂一樣，夠熱，我常常穿著家居的拖鞋、短褲就出門，走到百貨公司去吹免費的冷氣。看著身邊的其他人都衣衫整齊、中規中矩，我還相當得意：怎麼樣？很羨慕我吧，我家就在旁邊啊！
因為我去的次數太頻繁，待的時間又太久，什麼都不買，只是東晃西晃，終於被一位西裝革履的大人物「請」出門了：我們非常歡迎你再度光臨，但請注意一下自己的衣著。
這個打擊著實不輕，讓我覺得我是一隻與世界格格不入的怪物。套一句老一輩說過的話：真丟人哪！
直到現在，我如果會穿著拖鞋、短褲出門，大概只有到樓下去收信、到巷口去倒垃圾，或是當時正好下著傾盆大雨；即使是去河邊戲水，我都是帶著拖鞋、短褲，到了當地再換上。
側寫我認識的一位「萬事通」。我常常分不清他是來解決問題的？還是來製造問題的？還是，他本身就是問題？
先聲明，這只是故事，所以不要按照他說的去做。
她：你有空嗎？我遇到難題了。
他：怎麼啦？
她：我的衣服沾到口香糖了。
今天要說的故事與「發財」有關，原本是兩個故事，因為我的編輯癮頭又犯了，所以把它們兩個連在一起。
從前有一個國王，貪心如豬，狠心如狼，可惜他什麼都有了，卻一點也不快樂。他祈求上天賜給他快樂，神指示他：去找一位快樂的人，把他的襯衫拿來穿上，就能得到快樂。
國王走遍了全國，詢問了祭司、學者、地主、豪傑，發現他們也都不快樂，不禁心灰意冷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熱得汗流浹背，看到一個農夫正躺在樹蔭下乘涼，還唱著歌。國王問他：「今天這麼熱，你怎麼還那麼快樂呢？」
農夫說：「因為我很知足啊，所以不論天冷天熱、刮風下雨、收成好或不好，我都一樣快樂。」
國王大喜過望：「我終於找到你了，快把你的襯衫脫下來給我。」
丁浩是今年YMCA兒童夏令營的舞蹈老師，班上有一個小男生，腰圓、臉也圓，顯得四肢都短，又剃了一個小平頭，看上去更是肉嘟嘟、憨乎乎的。
課堂上，小男生的動作經常跟別人相反，舉手投足總是不到位，也跟不上節奏，可是他跳得很認真、很賣力，一段舞跳下來，他的衣服就濕了。我看YMCA貼的舞蹈班上課影片時，注意力幾乎全都在這個小胖子的身上。
丁浩很喜歡這個小胖子，表演時會讓他站在最前排。這可能是惺惺相惜吧，丁浩讀小學的時候就是肉嘟嘟的，我的鄰居叫他「小胖哥」，我的同事叫他「小饅頭」。他曾經穿著一件蝙蝠俠的披風闖進我的辦公室，那些女生都笑得無法工作了，爭著要去捏他的臉。
我讀小學的時候也是個胖子，當年的同學仍記得我的嬰兒肥，只是我並不像丁浩那麼受歡迎，當年的胖子總是被取笑的對象，尤其愛看我「大腦指揮不了四肢」的窘態，只要我跑步時滑倒、接不到球而摔跤、灑水卻濺得滿身濕，同學就樂不可支了，有時連老師都跟著他們笑。
因此，每當遇到了必須登台亮相的場面，我一定會站在別的同學後面，卻只恨沒有什麼人能夠遮得住我。
朋友（也是前輩）推薦我讀「賣柑者言」。那是劉基在元朝末年寫的一篇寓言體散文，藉由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的柑橘，諷刺達官顯貴在其位卻不謀其政，勾勒出一幅文恬武嬉的群丑圖。
我對這一篇散文並不陌生，丁浩當年的國語課本裡就有。而且我確實也看不慣裝模作樣、裝腔作勢的人，用一招「唬」字訣走遍天下，我的父母、師長可不是這樣教我的；如果他還敢裝神弄鬼，那就非拆穿他不可了。
自入社會以來，我不知道掃過多少人的興、壞過多少人的好事，因為我被人說成「一粒米壞了一鍋老鼠屎」。
這幾年，氣燄沒那麼衝了，而且每當我轉到時事評論節目或是購物頻道，就會覺得「裝模作樣、裝腔作勢」也有可用之處，他們總不能說「這只是我的個人淺見」、或是「買賣不成、仁義在」吧？至於典禮會場上的致辭、會前會後的宣揚與稱頌，也是一樣，只要說得漂亮、看起來體面就好，有誰會把它拆開來逐項檢視呢？我要是有那種閒情逸致，還不如回家逗狗呢，牠可是永遠都表裡如一的。
年紀大了，似乎也想得通了。若有人要裝模作樣，我就不妨裝瘋賣傻吧；若有人要裝腔作勢，那我只好裝聾作啞嘍！老舍說過的：「我且等到他把牛皮吹爆了，或是吹到自己姓什麼都忘了，再看他要怎麼找台階下吧。」
這公司是他們夫妻倆創建的，就開在他們家的樓下，他是董事長兼執行長，她是副董事長兼財務長。公司裡的員工不多，除了他們兩位之外，還有一位出納，也兼所有的內務，那是他的妹妹；以及一位業務，也兼所有的外務，那是她的弟弟。另有兩個助理，那是他們的兒子和女兒。
俗話說「打虎親兄弟、上陣父子兵」，但是他們夫妻倆常常指揮不動員工，大小事都只好自己來，所以他是執行長兼小弟、她是財務長兼小妹。
每天上午十點鐘，公司固定要召開全員會議，通常都不能準時，因為財務長去菜市場還沒回來；每天下午五點鐘，員工要呈交今天的工作報告，通常也不能準時，因為業務去接兒子放學還沒回來。
月初，執行長要頒佈本月份的重點工作，通常都會延期，因為助理還沒有把資料整理出來，要是催他們趕快處理，兄妹倆就會賭氣出門去了。月底，財務長需要這個月的收支報表，通常也會延期，因為出納還沒有把賬目統計出來，要是催她趕快處理，她就會打電話向爸媽哭訴。
助理不支薪，要用錢就找執行長、財務長要，收入也不少。出納下午會去銀行一趟，財務長也要跟著去，順便一起逛逛百貨公司，有時買的東西多了，就打電話叫執行長開車出來載。執行長下班後會去朋友家裡串門，有時多喝了幾杯，隔日就會睡到中午才起床。
我是在左營眷村長大的，高中時，我有很多童年玩伴也跟我一樣，都讀左營高中、都騎腳踏車上學。我們在左營熟門熟路，又行動自由，那些住市區、搭公車上學的同學對我們非常嚮往，那些住郊區、乘火車上學的同學對我們更是崇拜。
當時是1970年代，「眷村」還籠罩著一層神祕的面紗，非眷村的同學不僅參不透箇中奧妙，甚至以為我們很厲害，沒有我們辦不到的事。例如：
左營高中是男女分班，曾有同學暗戀別班的女生，但苦於不知道要怎樣跟她接近，我就安排了兩班的同學聯誼烤肉。這事並不難處理，因為我們班的英文老師就是她們班的導師，她們班的數學老師就是我們班的導師，我只要邀請這兩位老師當領隊，兩班的學生當然全員參加，而且教官、訓導處都不會干涉我們的聯誼活動。
我再把同學和他暗戀的對象編在同一組，一起烤肉、一起玩遊戲，我是主辦人兼主持人，很容易給他們製造機會，至於她會不會對他產生好感，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。
安排妥當了之後，同學簡直把我奉若天神。當然，天神不是那麼好當的，收錢、買肉、準備道具、租遊覽車就佔據了很多課餘休息時間。為了同學的終身幸福嘛，為了享受被人崇拜的虛榮嘛，為了維繫「眷村人」的榮耀嘛，就咬牙硬撐唄。
我今年57歲，其中有20年住在眷村，我至今喜歡吃燒餅，這也跟我的眷村背景有關。
印象中，眷村的燒餅都是老兵做的，他們做燒餅的工具很簡單，烤爐更簡單，那是用廢棄的汽油桶改造的，但是做出來的燒餅樣式多、口味更多，怎麼也吃不膩。如今吃到的燒餅，幾乎都是同一個模樣、同一種口感，就像是向加盟的中央廚房訂的一樣，雖然偶爾也會遇到佳作，但實在是鳳毛麟角。
我的眷村鄰居王伯伯就是做燒餅的，他的燒餅比別家的都大，而且層次多、油也多，又酥又香，還取了一個清楚易懂的名字：大酥餅。
村中的市場有好幾家賣燒餅油條的早餐店，我最常去吃的就是王伯伯的大酥餅。我也學著大人那樣，手裡握著一顆雞蛋走進店裡，把蛋遞給王伯伯，不用說話，他就會把燒餅油條、豆漿加蛋送來。至於為什麼要自己帶蛋、不用店裡的？我也不用知道原因，這樣顯得我很老練、就行了。
日前與昔日的玩伴聚會，我提起當年的大酥餅，卻聽到了一個內幕訊息：
「砂鍋魚頭」源自於長江流域，傳說乾隆皇帝曾經在杭州清河坊王潤興飯店吃過，大為讚賞，回宮後就要御膳坊照樣做，「砂鍋魚頭」從此馳名全國。甚至還紅到僑居地去了，因為外國人普遍不吃魚頭，魚市場裡，偌大的魚頭剁下來就丟，僑民根本不用花錢買魚頭，只要去撿就有。
我的老丈人是湖北人，冬天家裡燉了「砂鍋魚頭」，怹會叫我們回去吃飯，倒不是因為我有多麼討人喜歡，只是因為「砂鍋魚頭」的份量頗多，多找些人一起吃才香，若是一頓吃不完，隔天再熱過了吃，味道也會打折扣。
我對「砂鍋魚頭」的好印象是從這裡開始的，往後朋友聚餐時若是有「砂鍋魚頭」，我通常都不會缺席，只可惜飯館裡的「砂鍋魚頭」總是讓我失望。
為此，我特別去查詢了「砂鍋魚頭」的食譜。
【材料】鰱魚頭或草魚頭、豆腐、冬筍、香菇、豬後腿肉、鵪鶉蛋、金針菇、金針花、百頁、大白菜、黑木耳、蒜苗。
我是眷村人，我知道村裡有不愛打麻將的，卻少有不會打麻將的；天天耳濡目染，就算沒上過牌桌，也知道麻將要怎麼打了。
打麻將，往往與「賭」字脫不了干係，這是很多人不願意打麻將的原因。我也不愛賭錢，賭技差，賭運也不比人強，輸多贏少，這很沒意思；但我卻有固定的麻將搭子。
我們平均一個月約一次，每人出2500元賭本，不論打多少圈，不論手氣有多背，最多就輸這2500元，麻將術語叫「逛花園」。牌局散了順便聚餐，就由當天的贏家請客，牌桌上失掉的，餐桌上討回來，所以贏了並不算贏，輸了並不算輸。
牌局中，我們也順便聊天、閒扯、互揭瘡疤，也常常笑到忘記打牌了，所以我們四個人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：「現在輪到誰摸牌？」
我們四個人的牌技都一樣爛，因此不會發生恃強凌弱的情形，然而我也遇見過麻將高手。我的岳母就牌技高超，但怹不跟我們這些晚輩打牌，怹說我們面前的麻將牌都是玻璃做的，誰等什麼牌？誰聽什麼牌？怹一眼就看穿了。
阿榮退伍了，一時找不到工作，閒置在家。他的牧師推薦了一份工作，上班地點是工地，職務名稱是「雜工」。阿榮很猶豫，他學的是圖書管理，不知道在工地能做什麼，牧師鼓勵他去試試看：「誰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？」
第一天上班時，工頭說雜工就是什麼都做，要他去庫房拿點稱手的工具，特別交代：「管庫房的阿伯年紀大了，聽力很差，一定要大聲跟怹說話。」阿榮毫無經驗，也不知道要拿什麼工具，於是挑了最輕便的美工刀。
到了工地，工頭讓他把一根碗口粗的樹幹截成兩段，阿榮只有美工刀，就用美工刀去切，直到他把刀弄斷了，樹幹上只不過多了一條淺淺的切口。他又就地撿起石頭去砸，忙到下班，樹幹也沒有變成兩段。
第二天上班時，他去庫房拿了鋸子。到了工地，工頭讓他把圍欄上面的螺絲釘全部都卸下來。他只有鋸子，就用鋸齒去轉螺絲釘，忙到下班，把鋸齒都給磨平了，只卸下來三根螺絲釘。
第三天上班時，他帶了鋸子、螺絲起子來到工地，工頭讓他去敲釘子。他就用螺絲起子的握柄去敲，都敲壞了，釘子也沒有敲進去。
她在家鄉的一家水果運銷公司上班，最近，公司在台北設立了分公司，因為一級主管當中、只有她待過台北，所以安排她出任分公司的經理。開車前往台北的路上，同事們摩拳擦掌的談論著業務發展計畫，她是在回想上一次去台北……
待過台北、那是在她還年輕的時候，當時，她不想留在家鄉過苦日子，因此毅然決然要去台北闖一闖。還記得離開家的那一天，母親對她說：「不能適應就趕快回來喔，家裡雖然窮，但還有果園，生活可以過的。」
她就拎著一個手提箱、帶著母親給的一枚金戒指去了台北。戒指是母親唯一的值錢物，也是父親唯一買過的首飾；手提箱是紅色的，曾經裝過母親的嫁衣，現在已經沒辦法扣住了，必須用繩子捆著，裡面裝著她的幾件換洗衣服。
坐在北上火車裡，她的心情是愉快的，還哼著一首歌：請問隔壁的種田阿伯啊，人家說的繁華都市台北要怎麼去？……
到了台北，她住進後火車站的一間分租公寓，找到了一個酒家小妹的職務。每天的第一個工作是把老闆買回來的菜清洗分類，那是清晨；最後的一個工作是把廚房的上上下下打掃乾淨，那是午夜。雖然過年都不能休息，但她不覺得苦：「總比每天坐在果園裡發呆好。」每頓吃的都是廚房裡的剩菜，她也不覺得苦：「總比媽媽煮的油潤得多了。」
讀小學的時候，我就常聽老師說：很多偉人都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從不間斷。老師也鼓勵我們寫日記。
於是我照著做了，起初是日記，漸漸就變成了雙日記、三日記，然後變成了週記、旬記、月記、季記，在它還沒有變成年記之前，我已經不記了。
上國中之後，又有老師鼓勵我們寫日記，於是我也照著做了。起初是長篇，漸漸就變成了短篇、條列式、單一句型，然後變成了如前、同上。在它變成空白的同時，我開始不記了，日記本也不知被我丟到哪裡去了。
高中的時候，我覺得之前的半途而廢太不像話，於是不惜重金，買了一本皮面精裝燙金還帶鎖的日記簿，下決心貫徹寫日記的習慣。當時也年輕氣盛，看誰都有意見，看什麼都有話說，不愁寫日記沒有材料，也不會開天窗。
後來是因為老師勸我別議論人家的閒事，要把心思都放在課業上，頓時讓我不知道要寫什麼了，這才停筆不寫日記的。「寫日記」於是與我漸行漸遠，終至形同陌路、不相往來了。然而，不惜重金買的、皮面精裝燙金還帶鎖的日記簿，我捨不得丟，一直都妥善保存著。
受洗至今已經六年了，很想寫一寫這一段時間的心路歷程，但我到現在都還沒把整本聖經讀完，所以不論我怎麼構思、都寫不出來。
依稀彷彿，有聲音對我說：你就只管寫你會寫的，合不合聖經？那是我的事。
我想也是，聖經裡有四大福音，但實際上卻有五本：馬太的、馬可的、路加的、約翰的，以及我自己的。
【後記】
昨天po的文，竟然得到了十幾位朋友分享，著實讓我有些飄飄然，彷彿一覺醒來就變得很有學問了似的。盥洗時對著鏡子反覆端詳了許久，確定「今天的我」與「昨天的我」仍然是同一個人，這才放下心。
今天經過一番仔細思索，理出一個結論：
可能，我是一個開公車的，誰要上車，我都可以載。他到了站之後的前程似錦，我不能把人家耽誤了。
可能，我是一個宅配送貨的，把東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，是我該做的事，他正等著用呢，我不能令人家的期待落空了。
可能，我是一個門口接待的，有人不知道典禮的會場在哪裡，就需要我指引方向，我不能讓人家摸不著門。
我看過的書很雜，記性也不錯，所以總算還知道一些事。這些事，我並不準備自己獨攬，所以有機會就分享出去，「一粒種子，總要播出去，才能結出更多的種子」，這是我在聖經裡學來的。
平日，我接受了公車司機、送貨員、接待員的服務，會向他們說一聲「謝謝」，但事後就不需要再記得他們做過什麼了。你們若是覺得我寫的東西還受用，不妨對我也比照辦理吧。
若有人想知道哪一棵樹是梧桐，我願意帶他去樹林、指給他看，接下來、他就好好欣賞梧桐樹吧，不必盯著我的手指了。
